不过我不死心，我就不信能带的什么都不剩下。我坐到霍玲梳头的那个位置上去，休息了一下，就拉开面前的抽屉，想看抽屉里是什么。

那是那种写字台中部，台面下最大的那个抽屉，我拉了一下，就感觉到有门，他娘的抽屉竟然是锁着的，而且感觉沉甸甸的。

一般搬家之后不会把废弃的家具锁起来，而且这手感表明里面可能有东西了，我兴奋起来。这种锁可难不住我，我站起来，拆了一个门后的挂衣钩过来，插进抽屉缝里用力往下压，一下就把抽屉的缝隙给压大了，锁齿脱了下来，我一拉，就把抽屉拉了出来。

拿起打火机一照，我就yes了一声，抽屉里果然放满了东西，我将打火机搁在抽屉边上，开始翻找。

这肯定是一个女人的抽屉，里面有很多琐碎的杂物，很乱，显然离开的时候已经把有用的东西带走了，剩下了木梳，小的20世纪90年代那种饼一样的化妆盒，一叠厚厚的《当代电影》杂志。这些老杂志历史很悠久了，记得我小时候是当黄色书刊来看的，还有那种黑色的铁发夹，和很多的空信封和一本空的相册。

信封非常多，但都是没有使用过的，我很耐心地一封一封展开口子看，里面什么都没有，相册里也没有照片，可以发现原本肯定是放过的，但是都被抽走了。

接着，我又翻了那些旧杂志，一页一页地翻，格外的仔细，然而仍旧没有发现。

我倒到坐椅上，也不顾上面的灰尘就靠了下去，有点疲惫地透过昏暗的打火机光看向桌子的对面，四周一片漆黑，安静得要命，我的心也失望得要命。显然，如果这个座位属于霍玲的话，这个女人相当的仔细，而且是故意不留下线索的。

四周的寒冷已经在和我打招呼，我咬了咬牙，不能放弃，他娘的，罗杰定律，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肯定能发现什么！我再次鼓励自己，虽然心里已经有点绝望了，就把抽屉一只一只地推进去，起身去看对面的写字台。

对面没有椅子坐，我就弯下腰来，发现中间最大的抽屉还是锁着的，这有点奇怪，我故技重演，将抽屉撬了开来。

我满以为看到的景象会和刚才一样，自己还是得在垃圾堆里翻线索。然而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抽出来一看，抽屉里却十分的干净，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只有在抽屉的正中，放着一个黄皮的大信封，鼓鼓囊囊的，有a4纸这么大，正正地摆在那里，好像是故意摆上去，等着我来看一样。

“咦”我就心中一动，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拿起来看。

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那种劳保信封，材料是牛皮纸的，上面有褪了色的毛泽东头像，摸了一下，就发现里面有很厚的东西，不过已经受潮了，摸上去毛刺刺的，很酥软的感觉。信封上没有任何的文字。

我感觉着这就有门了，忙翻过来打了信封，往里面一掏，就掏出了一本大开杂志一样的老旧工作笔记。

我愣了一下，翻开了封面，发现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有一段娟秀无比的钢笔行书：

我不知道你会是三个人中的哪一个人，无论你是谁，当你来到这里发现这信封的时候，相信已经牵涉到事情之中。

录像带是我们设置的最后一个保险程序，录像带寄出，代表着保管录像带的人已经无法联系到我，那么，这就代表着我已经死亡，或者“它”已经发现了我，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我可能将在不久离开人世，所以，录像带会指引你们到这里来，让你们看到这本笔记。

这本笔记里，记录着我们这十几年的研究心血和经历，我将它留给你们，你们可以从中知道那些你们想知道的东西。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里面的内容，牵涉着一些巨大的秘密，我曾发誓要把这些带入到坟墓之中，然而最后还是不能遵守我的诺言。这些秘密，看过之后，祸福难料，你们要好自为之。

陈文锦

199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