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冬不利于出行，那么就定在春天召开好了，四五月份比较合适。”伍连德想了想，同意了沈隆的建议，“至于地点的话放在武汉？这样东南西北的代表前来参加都比较方便。”

武汉是全国的中心，又有铁路和长江水运的优势，倒也方便代表前往，不过沈隆却没有选择武汉，“我们成立中华医学会，不仅要加强内部的联系，也要增强和国外医学界的交往，等确定好时间，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外国专家来参加会议、举行演讲，向大家展示国际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的话放在魔都似乎更合适。”

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如今英国的医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前来参加这次会议；而沈隆虽然留过洋，可这些年来不断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和许多科学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他要是发出邀请函，也一定会有不少人愿意来。

另外，之前他们在东北的鼠疫大会上也认识了不少人，所以邀请外国专家参加会议倒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放在魔都也好。”伍连德同意了沈隆的建议，于是中华医学会虽然成立的时间提前了，可成立的地点却没有变。

“中国博医会那边可能不太好办，他们成立的时间早，参会的医学界人士众多，而且此前对医学名次的统一和标准化贡献很大，如果他们反对，事情恐怕就不太好办了。”伍连德说道，“而且孙先生还在博医会的创始人嘉约翰先生所创办的博济医院学习过，恐怕民国政府也不支持我们站出来和博医会打擂台啊。”

嘉约翰医生在广州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一生中共为70多万名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编译医学书籍34种，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虽然如今已经去世，但他创办的博医会依旧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而且博医会的确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于翻译的原因，许多解剖学、药物学、病理学等方面的名词明明是一个意思，却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翻译，这毫无疑问会大大影响中国学习西方医学的效率。

而博医会通过编纂出版《疾病名词词汇》、《眼科名词》、《疾病词汇》、《解剖学词汇》和《生理学名词》等书籍解决了这一问题，可谓贡献颇丰。

“这个问题如果认真考虑，其实并不严重。”